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陳雨露日前在由《環(huán)球時報》社主辦的“環(huán)球聚焦·中國夢想”高峰論壇暨2014環(huán)球總評榜頒獎典禮上指出，2015年金融改革已放到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未來“新常態(tài)”的10年里，一定要實現中國無金融危機的可持續(xù)增長。他認為，中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嚴格治黨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無論路徑還是目標都非常明確，并非“浩瀚太平洋上一艘迷失的巨輪”。

“中等收入陷阱”待跨越

　　目前，中國恰巧進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萬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國家階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關系到“中國夢”能否實現。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爭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說，中國能否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剩余的5年十分關鍵。中國要避開“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進行全面改革是繞不開的道路，針對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在這一“新常態(tài)”之下，金融改革是諸多改革的良好切入點。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影響有多大？

　　根據世界銀行專家Indermit Gill和Homi Kharas對眾多國家的經濟社會轉型實際的長期研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其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使之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上限，導致一直滯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線上，并伴隨著一些其他特征，如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fā)、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yè)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縱觀世界各國的發(fā)展歷程和發(fā)展階段，歐美是公認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除此之外，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qū)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而就比較大規(guī)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飛越。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萬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眾多東南亞和拉美國家深深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久久無法自拔，至今依然在苦苦掙扎而毫無起色。例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qū)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呼喚現代金融體系框架

　　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三者的關系不言自明，實踐表明，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三者關系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經濟社會的順利發(fā)展；處理不當，就會吃苦頭，付出代價。因此，我國金融改革之路任重而道遠，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穩(wěn)定，任何形式和程度的金融動蕩都是我國經濟所不能承受的。要想金融改革的推進平穩(wěn)有序，通過控制金融開放的度和通過結構調整防范金融風險來維持金融穩(wěn)定十分必要。

　　金融系統的穩(wěn)定對減弱危機影響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們在加快推進金融改革的同時必須始終注意控制對金融開放程度的把握。陳雨露認為，從全局和長遠利益看，未來30年中國應把實現沒有金融危機的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宏觀調控要始終把資產泡沫作為重要敵人進行治理；發(fā)揮會計制度的職能，允許會計制度在社會效益原則下校正泡沫帶來的失真。按照國際經驗，2016年可能是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的最后期限，實行資本項目有限開放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組合是實現貨幣政策有效性最為合適的選擇。要控制金融開放的“度”，在提高名義金融開放度的同時控制實際金融開放度，金融不能開放太快。同時，他還指出，必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創(chuàng)新，才能化解潛在的金融不穩(wěn)定因素。宏觀調控政策在鼓勵創(chuàng)新的同時，要實現技術進步的跨越式發(fā)展。

　　陳雨露認為，要想實現“無金融危機的增長”，未來10年內必須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的現代金融體系框架。為此，需從以下三點著手：第一，在深化金融改革過程中，堅持改革和開放的方法論。第二，新的現代金融體系一定要服務于產業(yè)革命的完成。第三，做好“十三五”“十四五”以及10年以后的產業(yè)戰(zhàn)略安排，明確新常態(tài)下金融服務于什么。

金融改革正當時

　　關于金融改革的具體措施，今年將會在商業(yè)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資本市場股票發(fā)行方式的改變、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統一開放的債券市場的建設、無風險基準利率形成機制的完善這五方面依次展開。

　　在陳雨露看來，存款保險制度推出是利率全面市場化的前提，其對于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項貢獻在于將打破長期以來傳統體制下剛性兌付觀念，從而克服中國金融體系無法真正走向市場化和現代化的“梗阻”。存款保險制度保障存款人權益、及時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營造更為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是確保了中國金融體系穩(wěn)定的一大基石。

　　來自證監(jiān)會的信息表明，盡管證監(jiān)會明確2015年將出臺注冊制改革方案，但未來我國更可能走一條核準制和注冊制相結合的“中間型”發(fā)展道路。即證監(jiān)會層面將實行形式審核，企業(yè)發(fā)行股票進行充分的預披露即可；而申請在交易所上市發(fā)行股票的企業(yè)，由交易所進行實質性審核。

　　自引入跨境人民幣結算以來，人民幣的使用日益普及。橫向看來，人民幣的使用已經擴展到香港、新加坡、歐洲、美洲等地；縱向來看，人民幣正在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并在現有的離岸中心深化人民幣的滲透度。近年人民幣國際化可謂碩果累累，但資本項目管制仍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瓶頸”。

　　專家認為，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轉變我國經濟發(fā)展方式，加快產業(yè)結構升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日益加深，資本管制的有效性下降，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已凝聚了一定共識，可以說，在成功推行國有銀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與人民幣國際化密切相關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成為未來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但我國目前仍處于經濟轉軌的特殊階段，經濟運行中的總量和結構矛盾十分突出，在資本項目可兌換這一問題上，必須根據國情，抓住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有利時間窗口，循序漸進，審慎推進，以提升我國金融體系的活力與創(chuàng)新，同時切實維護我國金融安全保證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

　　關于地方政府債務，2014年10月28日，財政部正式公布了關于印發(fā)《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規(guī)定：“2015年12月31日前，對符合條件的在建項目后續(xù)融資，政府債券資金不能滿足的，允許地方政府按照原渠道融資，推進項目建設。2015年12月31日之后只能通過省級政府發(fā)行地方政府債券方式舉借政府債務。”上述內容表明，地方融資平臺債券僅剩下一年的發(fā)行窗口。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復雜性，表現為金融風險，其背后往往是財政風險。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系主任張碧瓊認為，城投債把企業(yè)和政府綁在一起，企業(yè)利用政府信用融資圈錢，形成了大量的不良政府債，造成財政和金融管理職能混亂，結束城投債將進一步劃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企業(yè)的邊界，重新建立政府信用。

　　陳雨露表示，上述改*革指向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下非常核心的目標，即未來10年要實現中國“無金融危機的可持續(xù)增長”。“這看上去好像是一個非常低的目標，但這中間的內涵要求極高。”從歷史上看，所有實現崛起的國家都經歷過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洗禮，“跨過去的國家實現了崛起，沒有跨過的后來又淪為了二流、三流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