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網(wǎng)絡空間還是現(xiàn)實社會中，年輕人的抱怨和困擾都已引起人們廣泛關切。年輕人對于自己是“屌絲”的抱怨，對于社會對自己重視不夠的焦慮，對于自我實現(xiàn)和完成不足的困擾等等，都是這些年來社會的典型現(xiàn)象。雖然對這些現(xiàn)象有許多不同分析，但其中心都在于年輕白領和大學生的焦慮。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普遍相對豐裕的時代，年輕白領及其主要后備軍大學生等都是網(wǎng)絡輿論的主流人群。他們溫飽完全沒有問題，無須為最基本的生計發(fā)愁。來自父輩積蓄的支持和可預期的對基本財產的繼承，都構成了與社會基本保障一樣甚至更重要的經濟保障。但現(xiàn)實問題是，他們自己的成家立業(yè)、事業(yè)有成、大富大貴又都遙不可及，而在當今的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富二代”們、網(wǎng)絡和金融新貴或者演藝明星的炫目光彩，更是讓他們的挫折感和失落感加劇，對人生意義的困惑變大，焦慮加深。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普通體力勞動者收入的提高，原來高等教育稀缺時代的收入溢價逐漸消失，很多年輕人在上過大學后并未顯示出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往往低級白領工作的成就感不高，未來上升的空間也難看到，加之現(xiàn)在普遍化的大學教育并未培養(yǎng)出年輕人的一技之長，使其很難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一下變成社會精英，而是泯然于無數(shù)這樣過著缺少色彩的平常生活的普通白領之中，時間長了看不到新的前景，就產生了對社會的失望。

　　另一方面，傳統(tǒng)的社會階層上升，往往需要艱苦磨練和從青年時代開始的大約15年的奮力打拼，傳統(tǒng)工業(yè)時代的所謂富豪往往都經歷過這樣的傳奇故事。但在今天，擁有知識產權或特殊技能的IT精英、創(chuàng)業(yè)新貴以及演藝明星們，這些在其相關領域的成功者原來往往都和低級白領以及大學生有著相似的生活軌跡，但因其具備一技之長便迅速崛起。另外，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中，人們不可能有巨額財產繼承的機會。但如今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繼承巨額財產已經相當普遍，而且這種“富二代”現(xiàn)在已經形成一種很大的傳播效應。

　　這些都加劇了年輕白領和大學生的苦悶，他們往往對這些人有“羨慕嫉妒恨”的復雜心理，同時也有“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慨嘆。這些都會造成他們對主流價值的困惑，甚至對社會的不滿。而中國發(fā)展的特殊路徑又讓一些人將這方面的困擾變成對社會基本運行方式的不滿，從而構成某種社會風險，給一些負面的價值以可乘之機。這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中等收入陷阱”風險的一部分。

　　實際上，現(xiàn)在主要的經濟體都面臨中產失落問題。所謂1%和99%的不公平問題，不再是赤貧無產階級和腦滿腸肥的富人之間的矛盾，而是部分傳統(tǒng)富人、新科技和金融以及演藝等領域新貴與普通沒有一技之長的白領等群體的沖突，大學生普遍的不滿在于原有高等教育收入溢價的失去。這其實是一個全球化的新議題，不是哪個國家獨有。中國當下年輕人的狀況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其實也都相似。

　　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需要主流社會對此高度關切，在拓寬年輕人成長空間、創(chuàng)造更多公平機會、激發(fā)年輕人對主流價值的認同等方面下功夫。二是需要成熟活躍的大眾文化的發(fā)展以化解焦慮。三是需要社會精英的清醒，以及與年輕人的充分溝通。社會既要有靈活而充分的理解、溝通和傾聽的渠道，也要有對主流價值的堅定持守。中國的發(fā)展還遠未到頂，年輕人的上升也還有巨大空間，這其實是我們和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的現(xiàn)實優(yōu)勢。(張頤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